罗哲文先生5月14日晚去世了，想前不久我还去家中看望先生，虽说走路有些困难，但精神还是好好地，而且《丫髻山》还题写了书名。现在，先生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让人实在难以置信。

     我与先生相识近20年了，曾有人问我：当今天下专家满天下，先生专到什么程度？我说：专到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专到南方发现一段城墙，为究竟是不是长城而争得难以定论，先生去了，微笑着只说一句：这也是长城。一锤定音。

     我多次去先生家，有时比预约的时间早了，先生打里屋出来歉意地一笑，对不起，刚从外边回来。其实，歉意的应该是我，先生精心安排了一天日程，是我打扰了先生。先生微笑着让座倒茶，最后自己坐在那把常坐的旧椅子上，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谈起来。

     先生生于川西南一普通农家，父亲从小送他到宜宾上学。１９４０年，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许多国家机关迁来暂避战乱。离宜宾几十里路的南溪县李庄镇，就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建处、中国营造学社等1万余人迁来。先生获悉营造学社招收学员，自小就对美术、工艺兴趣浓厚，数十人报考，唯一被录取，年仅16岁。

     营造学社，开我国系统研究传统古建筑先河，既注重文献搜集整理，又注重实地调查。多年留学国外又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梁思成先生，发现罗哲文很有绘图禀赋，便调他到自己身边，手把手教他使用绘图仪器，甚至连削铅笔、擦橡皮这些细枝末节也亲自示范。5年里，打下了先生勘测、调查及考证古建筑的基础，就是照相也学会了，并成为终生爱好，以至拍下全国无以数计的古建照片，其中一些古建或遭战乱或人为拆除或自然坍塌，已无迹可寻，而先生存留的照片，就成为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先生晚年重返李庄，蒙蒙烟雨里小巷间行走，当年青春年少，而今已80老翁，想学社百余名同仁，只有他还健在，人世有代谢，往来无古今，自是感慨不已。记起抗战后期，太平洋战区，美国轰炸日本本土；中国抗战，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时梁思成先生受命于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带着他赶到战时首都重庆。盛夏时节，小楼里憋闷一个多月，先生每天做的，就是把梁先生交给的标有各种符号的图纸，绘成地图。绘出的，多是我国被日军占领的古城和古建筑，同时也有外国城市，包括日本京都及奈良。时隔不久，日本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京都、奈良却躲过了战火。40年后，国际建筑学界寻找二战盟军保护日本古城的功臣，几经曲折，终于得知竟是梁思成！梁先生早于“文革”中病逝了，罗先生也早把重庆绘图的事忘却了。这时先生才如梦方醒，默默里，他与梁先生一起，成了超越国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有功之人！

     后来，先生随营造学社来到北平，学社并入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和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先生担任助理，忙里偷闲，旁听别系课程，直至１９５０年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可以说，清华大学4年，为先生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一到文物局，先生就再也没有离开，审查古建修缮方案，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法规，如国务院第一个关于文物保护的条例，就由先生执笔起草。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放弃古建筑的研究，随时注重收集整理资料，因为这也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他不会忘记我国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所言：你是搞专业的。我本来是搞文学的，国家要我当文物局长，也不能不干。同时，我还要做我的研究，搞我的创作。你也一样，做行政而不能丢掉专业。郑先生一代文学大家，那番肺腑之言，先生始终记忆犹新。

     我问先生：这多年主要作了什么。先生微微一笑：也没做什么，就几件事。很轻描淡写。

     一是长城。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郭沫若等人提议应修复一段长城，中央人民政府高度最终选定了八达岭，于１９５３年动工，总负责人就是先生，那年不过29岁。那时，他骑着毛驴去八达岭，而梁思成先生殷切地叮嘱他：一是古建筑要整旧如旧，二是休息座位布置要讲究艺术性，三是长城上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瞻。这些教诲，足足影响他几十年，甚至成为他保护和利用古建筑中把握的准则。从此，先生与长城结下不解之缘，以至外国元首游览长城，还亲自导游。后来还编写了《长城》、《长城史话》等关于长城的书。先生“累登九镇三关险，踏遍长城万里遥”，甚至百登八达岭，十越嘉峪关，数十次登临山海关，足迹几乎遍布我国境内的长城。为考察西域长城，先生80高龄而西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寻访汉长城、楼兰古国，穿越罗布泊那片“死亡之海”，一时传为佳话。哪里有长城遗迹，哪里就有先生身影，为保护长城研究长城倾注了大半生心血，简直把自己的生命都融入了长城之中！

     二是历史文化名城。先生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提出我国对不可移动文物要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保管机构或专人管理，简称“四有”。虽然后来有所发展，但这“四有”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全国文物管理的一种规范，由先生最早提出。“文革”后，由于大规模基本建设，如果仅仅对文保单位进行孤立保护，已远远不够了。先生认为我们的城市发展，要科学地制定规划，保护好古城整体环境风貌。故此，先生上书建议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是一种活文化，文物史迹和体型环境风貌、历史文化传统、传统的经济基础及其发展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三大支柱。现在，我国已公布了100余座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其保护已写进文物法中。

     三是世界遗产。早在１９７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世界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诸种原因，我国迟迟未加入。先生为全国政协委员，在１９８５年政协会上，先生与郑孝燮等4人联合提案，提出我国应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随后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我国从此正式成为这个公约的成员国。现在，我国世界遗产已达41处。而先生从拟写提案，到名录申报、实地考察，默默地做了大量的甚至事无巨细的工作。比如平遥、丽江等古城一向鲜为人知，因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一夜之间誉满天下。

     中国的长城，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的世界遗产，应该说，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大影响，先生对我国文物事业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而先生不居功，更不自傲，为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只是默默奔波于天南海北。

     先生走了，而先生的英灵将与长城一样永远长存于天地之间！

     2012年5月16日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