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凡有大成就者，在成功者的基础上还要具备三个能力。一是善时，所谓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二是善始，所谓“以明防前，以智虑后”；三是善疑，所谓“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今天的大成就者也是如此。

     当人们追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目标时，往往容易忽视祖先留下的遗产，忽视我们代代相依的精神家园。让人欣慰的是，总有一批先觉和义士率先觉醒并自觉承担起反思、呐喊的责任，以自己的博识和远见，洞察于前、忧患于前、行动于前、慷慨于前，不惜汗、不气馁、不居功地奋斗着。时下也是如此——当全球化的飓风向我们袭来时，他们保持着清醒，坚定地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脉，并以开放的态度面向世界，承担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不囿于我的责任。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的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走，罗哲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七十年来，他服务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初衷不改，老而弥坚。可以说，七十载矢志不移，七十载巧思笃行，俨然如文博苑中的花匠，尽心呵护着满园春色。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的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走，罗哲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七十年来，他服务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初衷不改，老而弥坚。可以说，七十载矢志不移，七十载巧思笃行，俨然如文博苑中的花匠，尽心呵护着满园春色。

     在这翻天覆地的七十年里，罗哲文先生几乎参与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所有重大事件，很多还是由他倡议并参与实施的。从长城保护到大运河申遗，从历史文化名城到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罗先生惟日孜孜，无敢逸豫，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杰出贡献。2009年，罗先生获得了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评选的从事六十年文物工作杰出贡献奖和各个社会团体授予的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七十年工作的充分肯定和最好评价。

     这七十年的光阴可以从1940年追随梁思成先生算起。他从一个放牛娃成为梁思成的入室弟子。他的启蒙之路是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口传心授的传统方式，勤奋敬业、躬身笃行、心无旁骛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赞颂的优秀品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七十年来，他遍涉祖国各地，以我的家乡江苏为例，他先后到苏州100多次、常州数十次；至于长城，我们能说出的地名，他全都到过。同时，他出版了很多著作向国内外宣传中国的文化遗产，有的文章还被收入小学、中学、大学课本。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和留存资料，罗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学会了摄影、学会了自己冲洗照片，到现在他依然背着相机东奔西跑、爬上爬下，精力和兴趣不让青年。

     古往今来，凡有大成就者，在成功者的基础上还要具备三个能力。一是善时，所谓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二是善始，所谓“以明防前，以智虑后”；三是善疑，所谓“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今天的大成就者也是如此。因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阅历，罗先生往往能够独具于众识之前。目前举国关注的“大运河申遗”，最早是罗先生和一些老政协委员倡议的，现在已经是涉及六省市35个城市的大事了。我很同意罗先生在文物保护维修上一贯坚持要有中国特色的观点。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物古迹也是有体有形、有声有韵》，我专门写信给他，表示赞同和敬佩。其实，早在1989年，他就提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有形的文物古迹，也要保护无形的音乐、戏曲以及科学技术、医药技术、宗教风水等“文化活力”，在观念上已经很接近十年之后出现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罗哲文先生是文化部的老专家，又是全国政协的老委员。我到文化部和全国政协工作后有很多时候和他在一起工作，从他身上得到的教益匪浅。罗先生出生于1924年，今年已经86岁高龄，依然奔波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线，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在工作中，他提携后进、不吝私藏，以身示范、热情乐观，真正做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国还有很多像罗先生这样的老专家、老学者，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念不苟，不堕不移，亲力亲为，积极为祖国建设出谋划策。他们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致敬和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