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的《人民政协报》刚刚创刊两年，笔者时任该报的编委兼政协新闻部的主任，而且是从全国政协机关就参与筹办政协报并转到报社岗位工作的。一天，我原在机关共事多年的张永年同志，告诉我罗哲文委员赴日访问归来，在政协工作组(即今天的专委会)会议上谈到梁思成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动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日本京都、奈良一事受到日本友人的高度重视，我即与张永年一起专门采访了罗哲文先生，写了这条消息，交《人民政协报》作为要闻发表。没有想到，不久报社领导告诉我，这条消息不用了，理由是:第一，本报创刊后，还没有刊登过自己拟定的涉及国际问题的消息，且“二战”期间历史情况复杂，事实情况如何？没有把握。第二，这条消息的内容，在政协机关内部简报中已经上报过了，本报又没有“内参”，因此就不刊登了。如果罗哲文委员问及，你可以据此同他解释一下。

     笔者对该稿不能见报，颇为失望，当然口头上不持异议。当时，新华社有几位文字记者经常跑政协新闻，彼此间比较熟悉，最早是李尚志，后来是邹爱国与何平。我把这桩事同他们说了。他们当即表示，把稿子拿给我们带回去看看，我毫不犹豫地交给了他们。没想到，不多久新华社《国际内参》就刊登出来了。这时，我把稿件的结果，先告诉了报社，后告诉了张永年同志和罗哲文先生，大家都表示，多了一个渠道向上反映情况，是好事。

     这桩事过去时间长了，自然也就淡忘了。笔者怎能想到，20余年后的2008年5月间的一天，老朋友、老同事张永年同志到家告诉我:“你还记得梁思成先生‘二战’期间为保护日本古都奈良、京都所作的贡献，咱们俩多年前还采访过罗哲文先生吗？”我答:“有些印象，梁思成的功绩还清楚记得，但采访过程，淡忘了。”张永年随后同我说:“这桩事最近有了新进展。第一，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于去年底建议，为日本‘古都的恩人’——梁思成先生在古都奈良建立铜像，以纪念他为保护日本古都作的贡献。这桩事我方的接谈人就是罗哲文先生，此事经过中日双方友好人士的商议互动，中日有关主管部门的商谈协定，特别是得到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国务委员刘延东的指示，如今已经确定着手进行。第二，我应邀参与这桩事的筹办，查阅了历史上的各种资料，许多都是罗哲文先生手里保存的，其中最早的报道就是1985年5月27日新华社《国际参考》刊登的这条消息。现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筹划成立‘国宝工程·梁思成公益基金会’，以具体操办为梁思成树立铜像之事。罗哲文先生提议，你也可以作为‘顾问’之一参加，如何？”

     由此，我参加了一些活动，并同罗哲文先生有了聚谈的机会。我对他表示了敬仰之意，他问我退休后还干些什么。我答“主要是在家养老，偶尔应邀写点东西”，并送他我撰写的新版《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不几天他就回赠我一张墨宝，他年届八十有四，下笔还是那样苍劲有力。我们还谈起七八年前在武当山的偶遇，他当时已年近八十，还风尘仆仆地在那里指导古建筑的维修和重建，同行的江平同志对他说:“你现在是国宝级的人物，硕果仅存了，一定要多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今后能为古建筑和文物保护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张道诚同志和我对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他却连连说:“称我国宝，真不敢当。做我的本行，有60年了，但要我自评，一兵一卒而已！”

     罗哲文先生，安息吧！国宝级人物也好，一兵一卒也好，在中华民族激荡前行的队伍中，你是其中优秀的一员，称得上当之无愧了！

     (本文作者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报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注:梁思成铜像已于2011年在日本奈良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