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先生去世的那天是2012年5月14日，正逢我也在京处理一场灾难事故。罗先生溘然离世的那个晚上，我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人生低点，眼泪格外地多，我不能说是为罗先生而流的，但是，我因罗先生的忌日而必将记住这个日子，冥冥之中，应当有着一点天意的味道。

     认真严格地说起来，我是没有资格攀附罗先生的。无论是我作为学界的无名小卒，还是文物界的后生新兵，我都既没有资格称罗先生为师，也没有资格拜罗先生为长辈。但是，因为许多年前我踏上了长城研究道路，而罗先生是公认的长城研究专家，从此开始在内心追随、尊崇甚至仰慕罗先生。

     在2008年年末，我第一次见到了罗哲文先生。那是中国长城学会在昌平主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作为大同长城学会的创始人、法人代表、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正式受邀参会，记得那次我带的是《大同长城，让历史告诉未来》，如今回头看，那实在算不上是什么“论文”，但是，我倾注在其中的热情还是为我赢得了一大批朋友，也因此拜见了诸多长辈。记得大会开幕式后就是合影，我幸运地站在了尊敬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长城学会会长许嘉璐先生背后，许先生的旁边就是罗哲文先生。合影之后，我又主动走到罗老跟前，简单自报家门之后，要求和罗老合影。罗老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把相机给了一个旁边的一个人。但令人遗憾的是，等到回头查看照相机，才知道，此人将相片拍得如烟如雾朦胧一片，搞得我哭笑不得，但是已经再也无法挽回了。

     记得那次我跟罗老提的话题是从“长城学”开始的，我提到了我认为可以从学科分支的角度提出“大同长城学”。因是实在匆忙，此话题并未深入，只记得罗先生当时听到后，简单地说了几句鼓励支持的话，大意是“长城学的内容很丰富，大同长城在中国长城历史上很重要，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那是第一次见到罗先生、第一次跟罗先生当面交流，匆忙而简单，但是先生灿烂的笑容、清澈的眼神却一直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2009年2月3日，我获大同市市长耿彦波专门批示，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进行了跨行业跨专业跨地区的干部工作调动，正式来到了文博系统，专职从事我热爱的大同长城研究。罗先生生前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我现在大同市文物局工作，这样地算是和罗先生有了一点“系统联系”。其后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通过北京市平谷区政协的柴福善先生联系，向罗先生介绍我这几年长城方面做的工作，请罗先生为我的书稿题词，并希望让我当面拜见以指教我已经发表的系列大同长城专业论文。

     在罗哲文先生和柴福善先生合著《中国名楼》一书的过程中，我多次向柴先生推荐大同市天镇县新平堡的玉皇阁，并提供了一些照片和资料。春节期间柴先生寄来刚刚出版的《中国名楼》，我看到新平堡的玉皇阁和大同的鼓楼一起被收录了，罗先生对新平堡的玉皇阁高度认可，这也是新平堡玉皇阁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在有较高影响力的著作中。

     今年春节期间，我通过柴福善先生向罗哲文先生提出，请他们待春暖花开的时候，来大同看看长城，尤其是来看看我一直向他们推荐的新平堡等长城沿线古村落，我将当面向先生汇报和请教。就在上个月，柴先生来电话说，罗先生给我题了词，也感谢我的邀请，但是自己已经来不了新平堡那么远的地方了。记得柴先生转述的时候，以轻快明朗的声调模仿罗先生的原话“来不了啦！”，那种乐观豁达的态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我还想，他们这样说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觉得飞机来回确实累人，我们可以修改方案，这边或者可以去一辆专车，从罗先生家门口接起，旅途不让他劳累一点，这样他就可以到大同长城看看古村落。我一直致力于促进此事，但是，还没来得及安顿好，罗先生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5月15日早晨，骤然听到中国广播电台发布的罗哲文先生去世的消息，骇得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急忙马上给柴福善先生去电话，他咋闻此讯，也非常吃惊。其后上午又接到江南陆阳、北京阿涛的电话，也都谈到此事。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说，5月20日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但是我不能在京停留太久，已经等不到那天亲自拜谒了。我对阿涛说，若他前去，请代我行个礼吧。

     罗先生的忌日也是我迄今最严重的蒙难日，这当然是一个没什么必然联系的巧合。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有天意，为人做事从不曾违背天道、人道、世道对我的要求的我，也正还在继续获得上天格外巨大的眷顾。此刻，玄窗外霞光万道，飞机即将起飞，让历史告诉未来，站在大同长城上的我，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我的步伐。逝者长已矣！这样的一位前辈去世，我感到十分难过，但罗哲文先生所终身致力的长城事业却方兴未艾，先生开创的长城学术研究道路亦将由包括我在内的后人继续走下去。

     罗哲文先生千古！

     2012年5月17日凌晨于首都国际机场T3值机、机上。

     注：专题编者在采用本文时对文字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