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4日,文物保护与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在北京逝世,这位88岁的老人一生拥有众多称谓,其中最著名的是“万里长城第一人”。

     在人们印象中,罗哲文一生都在为古建筑保护奔走呼号。而一些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罗哲文是个性格温和的老者,只有当古建筑遭破坏时,他才会大发雷霆,但“著名的愤怒”一生也只有几次。

     但温和的罗哲文内心之痛苦,人们却只可意会,难以言说。

     那是因为晚年的罗哲文走了一条与老师梁思成“泣血痛哭”保护古建筑并不相同的的路。“罗哲文认为,零打碎敲的破坏不是最危险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城市的决策者,其权力越大,其毁坏力也更大,他的一个错误决定就足以使一座城市的文物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作家窦忠如说。

     于是,面对现实的艰难,罗哲文逐渐悟出自己独特的古建筑保护智慧。他赞同在中国文保工作上施行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的方针,不直接与政府唱反调。

     但这让他一度得到了“保皇派”的称号。尤其是晚年,他被称为文保界的“老好人”。

     罗哲文弟子马炳坚说,晚年的罗哲文参加的会议非常多,老人有时一早上赶两个会,家里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

     但并非所有活动都真的请他出主意。“一半尊重他的意见,另一半只是听听,该怎么修还怎么修。”

     “我被当幌子了。”参加完会回来,马炳坚经常听罗哲文这样感叹。

     但罗哲文还是要去开会,要去说。他担心“不去的话更胡修”。

     只有了解罗哲文的人,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穆森就说:“(虽然)政府是破坏的最大动力,但如果不拆,它也是最大的决策者。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干文物保护,必须高举政府主导的大旗。如果你确确实实保护住了,哪怕有些问题没有被问责,我认为这也是成功。”

     这恐怕也是罗哲文所思所想。他试图在顺应社会发展的同时,为古建筑寻觅一席之地。与一些文保专家只谈保护不谈开发不同,他并不避讳古建筑的旅游开发,只要在现有条件下,把能保护的先保护下来就行。

     比如在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问题上,阮仪三曾主张限制,而罗哲文则针锋相对,坚决主张降低门槛,增加数量,因为“多保护一个总比不保护好”。

     012年初的一次会议上,阮仪三等人想对一些保护不力的城市亮红牌,将其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除名,罗哲文不同意,他担心一旦被除名,很多城市就会破罐子破摔,损失更大。 但他并非毫无原则,他的务实态度曾让《罗哲文传》作者张海燕印象深刻。“说他‘温和派’,这评价有失偏颇。他不像别的专家一提到‘拆迁’就血脉贲张,他提倡,应该在现有条件下尽一切可能做事,把能够保护的先保护起来。他也直接表示过有个别地方并没有必要保护,这就很得罪人。”张海燕解释说,“他的态度非常务实,像他的为人一样”。

     这个“中国营造学社”的最后一名学员尽管一直与推土机赛跑,但还是留下了太多遗憾。 许多古建筑在不断逝去,罗哲文不敢停下来,“那些古建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无奈之际,罗哲文只能给它们立照存证。从保护古建筑起,他就不断拍摄,至今积累了包括北京老城楼、1950年代前门风貌在内的大量珍贵照片。

     当人们称这位老人为“老好人”时,却不知道,他心里有多痛苦。

     “拆城墙就像扒我的皮,抽我的血。”当年,梁思成曾失声痛哭。就在罗哲文逝世前,他还向旁人回忆这些。

     多少年后,人们可能仍然会记得梁思成“泣血痛哭”的悲壮,却未必会记得罗哲文痛苦的无奈。这就是历史。

     但历史不应该忘记的是,许多连老师梁思成都没有做成的事情,罗哲文做成了。

     北京北总布胡同24号梁林故居今年初终于被拆了,据说罗哲文在弥留之际还对此念念不忘,他原本以为是要在原址上盖梁思成纪念馆,而且北京市文物局也同意了,他也表示同意,哪想到这些都是开发商的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