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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老走了。头天出差之前还在为他的治疗忙碌，打了差不多一下午的电话，帮助联系专家会诊。对最后的结局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清早醒来，看见的头条短信是“走了”，还是非常悲伤，不禁泪流满面。
称罗哲文先生为“老大”，是有故事的。
原来，文物界有一个“三套马车”的称谓，是指八十年代初的单士元、郑孝燮和罗哲文三位先生。那时，政协刚刚恢复活动，文物界的专家是最早行动的队伍之一。“文革”中文物普遍遭到严重破坏，许多著名的文物景点百废待兴，亟待保护和维修。单、郑、罗三位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利用政协委员视察的名义，率领政协委员们频频地到各地去察看文物现状，发出保护的呼吁，极力去改变那些濒临彻底毁坏的珍贵文物的命运。他们不辞劳苦，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但常常遭到白眼，甚至被赶出门外，骂他们是“老棺材瓤子”，意思是多管闲事，不怕死呀。当时，单老七十多，郑老六十多，罗老五十多，罗老自称是“小弟弟”。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单老已仙逝，郑老也九十多了，行动不便，已不大出门，唯一活蹦乱跳的就是罗老。他虽也已八十高龄，但依旧“满天飞”，有一半时间在飞机上，到各地去参加各种文物古建的视察、论证和咨询，忙得不亦乐乎。此时，我和姚珠珠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常和罗老一起参加有关文物的视察活动，有时还一起签名写提案，久而久之，罗老就戏称有了“新三套马车”。罗老排老大，他八十岁，我七十岁，排老二，姚六十岁，排老三。“新三套马车”每年都有几次共同的重大活动，一直到今年年初。当时，罗老收徒，举行了隆重的收徒仪式，特邀我们二位做他的见证人，让我们无限感动，但也真是消受不起。十多年下来，我对罗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越来越感到他的可爱和可贵，把他尊为最可学习和最可尊重的长者。
罗老在文物界岁数不算最大，但他参加工作最早，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和谢辰生老人一起是健在的硕果仅存，因为他是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的仅存的一位成员，又是梁思成在四川李庄招收的徒弟，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以营造学社成员为标志的时代的结束。
正因为他活的岁数长，在中国古建文物界整整工作了七十一年，在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里，经历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古建文物界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是真正的国宝级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没有他不知道的。我曾到河北承德围场去考察，在田间察看过乾隆皇帝的七块石碑。没有路可达呀，往往要在土豆地里步行，还要涉水，要爬坡，回来后很得意地向罗老夸口，问罗老可曾看过，他说他全看过，而且不止一次！我问他：“那，布达拉宫您去过几次？”他不经意地说：“记不得了。”“大概呢？”这回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起码十次。”
罗老喜欢拍照，脖子上经常挂着两三架照相机。在他家里，有一个书架放满了照片，一摞一摞，每摞上别着一个小纸条，那可是个大宝库。邯郸响堂山佛窟附近有一座砖塔，是最古的砖塔之一，已很残破，需要按原样大修，找不到资料。最后在一份美国旧报纸上发现一张五十年代的照片，正好可以参考，仔细一看，上面注有“罗哲文摄于五十年代初”的字样。可见，他所拍的古建文物的照片是多么有价值。“文革”时，北京拆城墙，罗老抱着照相机偷偷跑去拍照，照了一套拆北京老城墙的动态图。拆着拆着在西直门城墙里面又拆出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极有史料价值。倒是保护呀，不，照拆无误。罗老心疼得每天一大早就去蹲点，全被他拍了下来，现在成了唯一的档案，也保存在他的书架上。可以想见，那里面藏着多少类似的宝贝。可惜，对那些已被拆掉或者已被破坏掉的文物，他所拍下的照片恐怕也无人可以辨认了。罗老的离世损失之大，仅此一例便昭示明白，哎！
我曾在全国政协文史委的提议和帮助下，出版过一本关于大运河的小书，题目叫《疼爱和思考——一位政协委员四次考察大运河亲历记》。书中配有许多照片，除了选用了同行姚珠珠委员拍摄的资料之外，还找罗老要了不少有关大运河的照片。他二话不说，极慷慨地拿来一大堆照片，让我随意选用。罗、姚二位无意之中成了这本著作的共同作者。有朋友索要此书时，罗老总是笑眯眯地在扉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留念，表现了罗老一贯的与人为善和豁达大方。
二○一二年五月十七至十九日于波尔多和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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