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虹

父亲节这天的清晨，纽约突然下起暴雨。倾盆而下的大雨，洗刷了多日骄阳下的燥热。 父亲节这天的清晨里，有父亲的孩子也许都围坐在父亲身边，谈笑着，聆听着，祝福着，用眼睛，用嘴，用手；而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其实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们用的，是心。

我推开窗，风一下子涌入，带来一阵凉意。 雨水滴滴答答地敲落在窗棂上，很温柔地触摸着我的记忆，对父亲的记忆。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难用纸和笔来形容的人。他的快乐与悲哀，坚强与脆弱，易感与固执，达观与悲观，奋争与逃避，全都矛盾地统一着，很有些辩证的味道。对路人对朋友，他热情爽达而慷慨；而对他自己，他却十分苛求。 他的苛求不是在物质上，而是在精神上； 他浪漫地追求着完美的终极。 而在他追求终极完美的旅途上，出现了一个女儿，一个他心中最温柔的一角中的永远的小天使，那便是我。

我在溢满了风和雨声的公寓中慢慢地走过来，又走过去。 偶尔，我会停下来，在父亲的相片前久久地凝望。 父亲生前一直对我非常严格，有时不免严厉。望着他的照片，望着照片里他的眼睛，我却总能在那双安静、深邃的眼神中找到一件东西。那东西很温暖，很柔软，像那件棉衣所留给我的记忆。

八十年代初期北京的一个冬日。突然的降温把很多还没有完全做好过冬准备的北京人弄得措手不及。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并不似现在的北京那样富裕而潇洒，它几乎是寒冷而贫穷的。贫穷，似乎让人们更加感觉到了冬的冷峻。在那一年的初冬，我上了初中，每日穿着一件很薄的小棉袄上学下课，但也不觉得什么。大家都不富裕，也就显不出你的尴尬 。

在我对童年、少年的记忆里，父亲对我一直是不苟言笑的，严肃有余，宠爱不足。 有余工作关系，他常常出差不在家。 我们见面，往往是在他晚上下了戏而我临睡前的那几分钟。 他也就是问一问我的功课，很少跟我聊些什么。 我对父亲，于是多了一种畏惧，少了一种撒娇的亲昵。 父亲的工资不多，除了间或给我买本字典买套书，很少在买别的什么。冬天的父亲，多少年来只穿一件军大衣，老绿色的， 是单位发的那种， 穿上去很臃肿。 我偶尔和他一起出家门，总见他穿着肥大的军大衣，骑上他的二八男车，远去在输液光秃了的灰色的风里。

那个寒流骤来的冬日，我去上了体育课。冷风把我们每个人都吹了个透，真是刺骨的寒。 我那件小棉袄，仿佛失去了作用，完全无法为我保留一丝身体产生的暖意。下了课，我和一大群同学快速跑回教室，冲到暖气前搓手。当我握着稍稍烤热的小手哆哆嗦嗦地回到课桌前时， 猛地发现课桌上放着一件鲜红色的羽绒衣。那衣服真漂亮，艳红艳红的，深红色的丝线缝进红丝面料里，刻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巧的小方格。

我抬起头， 老师在对我微笑。 看到我吃惊不解而好奇的眼神， 她说，“是你爸爸刚刚送来的。 你上课去了。他把让你今天回家时就穿这件羽绒衣。” 爸爸？爸爸送羽绒衣给我？ 我知道买件新羽绒衣对父亲来说，也许是他四分之三的工资！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爸什么时候来的？“ 我急切地问。

       “他刚走。 你现在出去可能还能追上他呢。”老师指着门口对我说。

我飞似地冲出了教室奔下楼，跑到学校门口， 正看到父亲骑车远去的背影。他顶着大风骑着他的二八老车，双脚费力地蹬着。 他的头低着，身上穿着那件旧军大衣。 风呼啸着， 天阴沉沉的压得很低。我小小的身子立在校门口，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看着父亲的身影一点儿一点儿地变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点点， 消失在冷风霸占了的街头。

那天下午放学， 我很骄傲地穿上了父亲送来的崭新的红羽绒衣。 同学们都围过来， 羡慕地抚摸着它。 我也抚摸着，不停地说，“是我爸爸刚给我买的。我爸买的。”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似乎回到了春天……

十多年后的父亲节的日子里，在凄清的冷雨飘过的清晨，我依然抚摸着我记忆中的红羽绒衣，抚摸着父亲无言却又那么深情的心，也似乎抚摸着他那件老绿色的军大衣，抚摸着他风中的背影，抚摸着他留给我的永恒的春天。

谨将小文献给我的父亲，带去我无尽的怀念和最深的爱。

2000年父亲节，于美国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