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乙
任宝贤走了,从进入追悼会场的一刻始,看见遗像上任宝贤那张欢快而年轻的脸,我的泪便不住往下淌。他的妻念他的遗嘱,我已泣不成声。他的独女任虹念她写的长篇祭文,全场抽泣。今天,几乎整个“北京人艺”都去了八宝山,向他们突然失去的伙伴告别。
我大哭了一场,为任宝贤,为这个和我同庚的好朋友。
任宝贤有一副好嗓子,有表演天才,有朗诵天才,可是他也是最用功的人,是我见过的最刻苦的演员。
假若晚上没有演出,他吃过晚饭便走到首都剧院“人艺”的办公室,在灯下独自读书,数十年如一日,包括他已成名之后。夜深了,读睏了,索性便睡在地上,第二天早早爬起来,又伏案工作
。
可是他一点儿也不以有学问而自傲,总是那么谦虚,不耻下问,认真地作准备,把有关的资料都找来,直到大有心得时再出场。
三年前,他去新加坡讲学,他是讲授表演课的专家。
他在新加坡大获成功。我在他寄来的新加坡报纸上看见许多报道,他不光担任导演,还担任专题主持人,在电台上,在电视上,在讲演会上,频频地出现。他所涉及的题目由戏剧扩展到文学,以弘扬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己任。他的博学多才有了良好的展示机会。他大红大紫。我为他高兴,他的用功和刻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可是,就在这巅峰状态下,他却突然死了。
一年多前,他在舞台上摔断了腿,做了手术,腿上装了不锈钢支撑件。这对他打击很大,上不了台了。他拄着双拐讲课、朗诵、说古,依旧很忙。他向我约稿,说要给新加坡组织老舍专刊,由我打头,他来接着写。接着便寄来新加坡中文报纸,好几大版,连载,他写得头头是道,图文并茂
。
他喜欢老舍先生的作品,演过话剧《茶馆》里的唐铁嘴和小唐铁嘴,从此迷上了老舍。他在北京的时候,继董行佶之后,在电台朗诵联播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先是《牛天赐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又连续广播长篇小说《离婚》和《二马》,深受听众的欢迎。他和他的搭档,女演员吕中多次到我家里来,找辅助资料,找背景资料,做了巨大的案头工作。还是那句话,没见过那么认真的人!
到了新加坡,他并没把这股热劲忘掉,只要碰见老舍书,不管旧的,还是新的,统统买下来寄给我。有一回,寄回来一份马来西亚高中毕业统考的中文科试题,是一百道关于《茶馆》的试题,他说:答不上来这一百道题,甭想在这儿高中毕业!接着,他又寄来一本这一百道题的标准答案,整整一本书。他不无骄傲地在信里写道:瞧瞧吧,这就叫影响!
后来他已经在新加坡定居,以宣传中华文化为大任,决心做一个民间的文化交流使者,我当即求他去替我拍一组老舍先生1929年下半年在新加坡时留下的有关足迹的辑录电视带。他又开始认真地做笔记,拍什么,怎么拍。我知道他为人热情,老是替别人忙,准能完成这件事。不出我所料,临别时,他郑重地说:你放心,我会用快件把带子寄回来,误不了你的事。录相带真用快件寄回来了,里面还有他本人的形象。没想到,这录相带竟成了他最后的作品,里面他本人的形象也成了他最后的留影。
回新加坡不久,他患了一种严重的皮肤病,疼痒难忍,越治越重,脸肿了,身子肿了,无法演出了,甚至无法讲课了,他绝望了,他想到死。
一个绝对认真的人,对生死也是绝对认真的。生不能选择,生活道路可以选择,死也可以选择。当他的生存不能再创造价值的时候,他便直接勇敢而冷静地面对死亡。
他悄悄地,跌跌撞撞地,爬回了“家”,像一只回窝的受了伤的老熊。
他死在自己的“窝”里。
他是天津人,家在北京,死在了广州市的一个酒店里。死前给广州公安局负责人留下了一封长长的遗嘱,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叮嘱不要搞任何调查,火化处理掉完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老妻和与他相依为命的独女。他说回北京只会浪费国家的医药钱财,没有意义。
他就这样一了百了走了。
给大家留下了莫大的悲痛,因为又失去了一个天才的演员。“北京人艺”这样的天才已经失去了好几个,几乎是一个类型。
人们拿这些天才毫无办法,他们太有才气,太认真,太硬,太脆,一掰就断!
他活在戏里,戏是他的生命,一旦失去戏,便没了命,没戏了。他失去了根,找不到立足点,成了一个永恒的谜。“北京人艺”的朋友告诉我:在回京的一次小住里,任宝贤看望了许多人,送了大量的礼品,走的时候,说:“该还的还了,该给的给了,自由了,可以走了"
这里,应该也包括我,可是,他根本不欠我什么,不该我什么。
是我们欠着他,该着他。
“自由了,可以走了。”
一句心满意足的话,却包含着一肚子的血泪心酸。
其实,大家应该把他扣下,劝他别走。北京,“北京人艺”,有事情给他做,以他的才华,同样可以大展宏图,就是没了腿,还有金嗓子;就是没有嗓子,还有大家的爱呀。
还是我们大家欠着他的,所以,才有了一个凄凉的结局;
懊悔,懊悔万分。
惋惜,无限的惋惜。
愿今天你的爱女的祭文,我和她的抱头痛哭,以及全场的撕人肺腑的嚎啕,变成一曲辉煌的安魂曲,飞到你的身旁。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爱你,器重你,可爱的任宝贤!
注: 作者
舒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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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我国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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