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撒一腔热血，拼搏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来祭奠曾经的耻辱。这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众多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杨承宗也不例外。这次回国，他带回了两样东西：一是应钱三强之托，为新中国购置了原子能研究方面的大量资料和仪器，和他向约里奥" 居里夫人要的10克标准镭源；二是约里奥"居里先生给毛泽东主席的忠告。这两样东西的共同指向是——为新中国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那时候，两弹工程组织者之一的张爱萍将军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棍。”这是饱受西方大国核讹诈之苦的中国人发出的不屈的声音，也是志在民族复兴的新中国领导者的坚定信念。1961年，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后，杨承宗责无旁贷地出任核工业部铀矿选冶研究所业务副所长，带领科研人员奋力攻关，提前3个月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准备好了合格的核铀原料，并取得数十项科研成果。

    与此同时，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高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新中国的决策者和老一辈科学家们于1958年创办了全新模式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承宗欣然参与筹办，成为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的开创者，并从此与科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承宗给学生上基础课时，亲自编写教材，十分注意把国际化学界前沿科学知识和科学创新的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他经常对同学们说：“科学就是前沿，科学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创新。”在1959年欢迎新同学的致辞中，他满怀豪情地说：“化学工作的特点本来是在于探穷索奥，废物利用；但我们还要无中生有，巧夺天工。”

    1970年，科大下迁合肥，遭受重创，前途未卜。杨承宗已年近六旬，却毅然携家带口随同南下，并在“文革”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坚持在学校进行化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在推动科大的火箭推进剂燃烧机理研究和国家同步辐射加速器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11月，杨承宗被任命为科大副校长

    尽管杨承宗先生是我国公认的放射化学奠基人，其学识、资历和突出贡献有口皆碑，他的同事、学生有不少获得了共和国勋章，有的还当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但由于种种原因，杨承宗却既不是院士，也没有被授予相应的荣誉。对此，很多人都为之抱屈，而他自己却从无怨言，胸襟十分坦荡。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专业。

    或许，在杨老心中，能为国家需求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已足以告慰平生了。其他的，早已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