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起的事端，杨承宗受严济慈先生之托，单枪匹马赴上海建立起一个实验室，为北京的研究所南迁做准备。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汪伪政权干将、大汉奸褚民谊派人来拉拢杨承宗，要他留在已经被汪伪集团“接收”的研究所工作。杨承宗却轻蔑地一笑，义无反顾地扬长而去。抗战胜利后，在严济慈的推荐下，钱三强向玛丽•居里的女儿、著名科学家伊莱娜•居里介绍了杨承宗的爱国事迹，伊莱娜•居里深受感动，欣然接受杨承宗到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1951年6月21日，杨承宗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就接到了钱三强欢迎他回国的信函，同时托人给他带去了一笔钱，请他代购一些仪器设备。对此，杨承宗兴奋得夜不能寐。

 　就在回国之前，杨承宗曾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除了说明继续聘任两年外，还特别说明：“年薪为555，350法郎，另加补贴。”这在当年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对杨承宗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建设新中国更有吸引力的了。虽然明知回到祖国后，他的工资只是每月1000斤小米，但他仍婉言谢绝了法国研究机构的聘请。

 　得到钱三强托人给他带来的美元，杨承宗展开了“疯狂大采购”，恨不得把回国开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仪器、图书统统买回去，为此不惜“挪用私款”，将在法国的四五年中省吃俭用积蓄的一笔钱，弥补了公款的不足。同时，通过居里夫妇的帮助，他得到了10克碳酸钡镭的标准源和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的计数器，这些都是原子能科学研究的利器，不是能随便购买得到的。

   1951年10月，杨承宗带着十几箱资料和器材，历经曲折，从香港回国。他安排好工作，就去苏州接妻子和儿女。当妻子拿出一大叠欠债单放在他面前时，他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法国时，家中生活竟如此困难。

   怎么办？他没有向组织索要那笔被他挪用的“私款”，而是把自己心爱的蔡斯牌照相机和欧米茄手表变卖了。只是从此之后的近40年里，这位业余摄影爱好者竟再没有钱买一台像样的照相机。

 　在杨承宗踏上归国的征途之前，当时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特地约他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约里奥•居里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杨承宗激动不已，当他将这番话转述给钱三强时，钱三强却收敛了笑容，郑重地对他说：“我要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这是非常机密的大事，我们对谁都不要说，哪怕是我们的妻子，也不要讲。”钱三强把约里奥•居里的话报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来，中央又专门派人找杨承宗核实了约里奥•居里的口信，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这件事的保密性。杨承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可是这件事他却一直守口如瓶。后来人们知道，这个口信对新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起了积极作用。直到30多年之后，杨承宗才向原子能所的领导谈到了这件事。1988年10月，二机部老部长刘杰才正式公布了当年约里奥•居里请杨承宗向毛主席传话的事。钱三强的夫人、著名科学家何泽慧听说后惊讶地说：“啊！这个三强，真会保密，连我都不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