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7年开始认识芮杏文同志的,自那以后,我们经常见面,直到今年他去世以前。1987年12月的一天,突然接到校方通知(那时我还是中南财大的一位研究生),说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同志要见我。

    第二天,我到东湖宾馆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当时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现任贵州省省委书记)主持,湖北省的几位知名经济学教授参加了座谈。

    座谈刚开始,芮杏文同志从文件包中取出一份《经济日报》。这张报纸上发表了我撰写的《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文章。文章上面画满了红色圈圈点点。芮杏文同志就文章中的重要观点,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听取我的解释,并听取参会专家的意见。会议开了一上午,很像一次论文答辩会。第二天,湖北省所有报纸都在主要位置作了报道。

    这次接见,在我的母校很快产生影响。师生们都在议论,作为一位中央领导,还那么认真地看经济方面的论文,并专门与作者交谈,虽然这个作者是一位普通的研究生,真是不容易。

    随后,我被借调到中央书记处组织的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工资、价格改革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林子力任课题组组长。芮杏文同志多次听取汇报,并亲自参与讨论。

    此后,我被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在此期间,我很少与芮杏文同志见面。1989年以后,芮杏文同志离开了书记处(他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工作。自那以后,我和他见面反而多了起来。每逢年节,我都去看看他。有时,他有些想法,也跟我打电话,让我去和他聊聊。他对其他问题似乎兴趣不大,主要关注经济问题。因此,我和他所聊的基本都是经济问题。十多年来,聊过的话题很多,但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亚欧大陆桥沿途经济发展的问题。十四大以后的那一段时间,我每次去他的办公室(当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或去他家,他都要拿出那张图,就有关问题与我讨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虽是经济学讨论的老话题,但他所感兴趣的不是谁为主,谁为辅这样的大概念,而是在投资、金融、产业结构等重大经济工作中,如何具体处理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为此,他专门画过一张很细致的示意图,图中对若干重要经济部门如何进行计划与市场的对接进行一一勾画。从图中可以看出,他对许多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思考。

    亚欧大陆桥的沿途经济问题,也是他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在我的印象中,不是因为他担任了亚欧大陆桥促进会的会长才对此感兴趣,相反,是因为他对亚欧大陆桥特别感兴趣,才牵头成立了亚欧大陆桥促进会(具体名称记得不太准确)。在他看来,党中央在前十多年,主要是实施沿海开放政策,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带动了我国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国家应该对沿途经济给予高度重视。亚欧大陆桥从江苏连云港往西经中亚地区,直到欧洲。加快沿途经济发展,对促进中国经济与中亚及至欧洲的经济合作,都有重要作用。亚欧大陆桥在中国横穿西北数省,国家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对充分发挥亚欧大陆桥在拉动中国西部经济的作用,对缩小中国中西部地区差距,非常重要。因此,他提出,应当视沿途为沿海,给予沿途地区相当于沿海地区的支持。

    在我与芮杏文同志十多年的交往中,给我的印象,他不像是一位高级领导,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他思考问题那么深入、细致,他在探讨问题时那么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能与对方展开平等的交流与讨论,这一切对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芮杏文同志既是一位经济专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毕竟长期从事领导工作,因此许多思维方式,甚至表达方式,都是一般专家教授所不具备的。他思考问题,不仅要考虑理论上的科学性,也要考虑实践中的可行性。我和他曾多次一起参加研讨会,研究同一个问题,听了专家们的发言,甚至国内很知名的专家的意见,常嫌空洞些,而听了他的发言,却感到一句一句都是很有分量,很有着落。

    芮杏文同志经常跟我谈到,作为一个学者,不仅要有思想,还要善于表达,特别是向领导汇报,更要简单明了,因为领导都很忙。他曾举过一个例子:他在国家某部委工作期间,有一次邓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听取关于导弹的汇报,他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专家讲。结果,讲得小平同志不想听了。他急了,便自己亲自讲。他说:“第一代导弹很大,打得很近;第三代导弹很小,打得很远、很准。”小平同志很高兴地说:“第三代导弹好。”于是,他一一介绍了第三代导弹的特点。

    他的这番话对于我后来的写作和演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芮杏文同志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会永远怀念他。